上文中提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本身包含着的合宪性确认，是对宪法文本变迁，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国家行为原则对这种理解具有关键性意义。[29]可见，《萨班斯法》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其目的是保护公众公司投资人的利益，这与一般公共利益的保护没有关系，也不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具体化。

[7]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美国政府广泛进行忠诚调查，保护公共雇员的观念才渐趋强化。[22]这一方面在公共雇员吹哨上设定了比联邦《吹哨人保护法》更严格的程序限制，另一方面把私人雇员吹哨纳入了保护范围，但仍然需要以穷尽内部程序为条件。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宪法观有把部门法讨论转化为宪法讨论的危险，部门法将不再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5]劳动者举报的行为，是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的表现，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比如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可以做出同样的理解，即宪法意义上的平等权只是政府的义务，对私人主体施加平等保护的义务是一个日常立法问题，私人雇主并不承担像公共雇主那样严格的反歧视义务。

为了厘清言论自由的规范含义，需要将它的词典含义与法典含义区分开来。[5]李飞：《法律如何面对公益告发?——法理与制度的框架性分析》，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1期，第140页。同时，基于信息差等因素，言论本身就可能有失公允。

首先，在言论发布环节，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收集舆论，成为回应舆论的第一责任人，会一定程度上遏制恶意删帖的情况。[16]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页。第二，在分析和研判阶段，舆论监督工作可与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相衔接，把分析研判工作切分为问题线索处置和初步核实两个环节，即相关部门按照规定对受理的问题线索可先提出处置意见，进行分类办理，后对线索进行了解、初步核实。[51]参见张桂林：《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原理探析》，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2—14页。

换言之，应统一现有多元平台，以链接方式构建起中央、省、市、县（区）四级平台，优化平台栏目设置，完善基础功能、互动功能等。如何加强互联网世界的法治建设，以更好的方式开展舆论引导，平衡好网络信息传播、公民表达自由、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人大监督虽为国家最高层次的监督，具有充分的权能，但其通常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监督计划预算执行、备案审查、专题询问或质询等方式展开监督工作，很显然，这些监督方式具备严格的启动流程，换言之，人大监督的内容、形式以及对象决定了人大监督面向的是具有全局性、长远影响的重大问题。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运动式反腐，即使一时奏效也难以维持，舆论监督应另设制度化机制。[17]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8年6月20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亦是舆论监督的前提与基础。

第一步，录入相关规则信息，包括党纪和国法两个层次。同时，舆论监督应有明确的调查问责启动程序，信息受理、处理、反馈均需要有明确的程序规范和期限规定。信息共享、传递环节，互联网能够从技术层面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传递。党对舆论监督的领导，为破解自发性、非理性舆论监督所导致的困局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舆论监督具有其他监督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即人民广泛参与所带来的力量与正当性，另一方面，它自身所裹挟的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非理性等特质又决定了其难以独立存在，它需要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等相贯通协调。[47]邵华泽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信息圈层化下，网民们常常更依赖圈内人获得资讯，而信息茧房又使得他们得到的信息经过了立场的过滤。对此，应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建构统一的数据标准，对基层、偏远落后地区有侧重地予以支持，以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

由此一来，可以大大解放人力，一定程度上缓解舆论监督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相结合后相关人员增负的问题。而当监督信息失实时，也应当及时澄清，并借助技术确保澄清信息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与传播度，防止落入举报传四方，澄清无人晓的窠臼。在监督领域，赵乐际指出，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应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1]参见郭莉著：《权力制约视阈下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城市和绿色发展分社2019年版，第47页。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把纪律挺在前面，也把监察监督挺在前面，防止小问题成为大灾难。[20]参见张春林：《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次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66]日前，已有地方政府制定反腐倡廉网络监督员制度，对网络舆论进行监测，收集监督信息。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与此同时，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涉政治言论实际上很难存活，当网民对政治议题发表见解时，网络管理员常常会担心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而将此类言论删除，因此网络删帖与网民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时常引发激烈的社会震荡。第一，在受理环节，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的相关规定要求对属于受理范围的，按程序进行处置，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37]参见郭莉：《网络舆论监督与权力监督对接制度的建构》，载《学术界》2013年第7期，第164—171页。我国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双轨制的，党的监督体系和国家监督体系并存并行，目前的政治架构下，各种监督有着各自的功能面向，不存在直接合并的可能，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不同监督方式之间的贯通与协调。现实中，我们常常把公众对各种公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表达看法的行为均看作舆论监督。调查人员应当在办结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

这样一来，一方面，舆论监督能够找到责任人，以保障监督有头有尾。我国舆论监督最终的主体还是人民，其性质更适宜被定义为权利，它不是党政力量之外的独立政治力量，而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实现方式。

例如，如今网络上屡见不鲜的我实名举报案例，当事人常手持身份证件与相关证据，录制举报视频发布于抖音、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在引起广泛的舆论关注后，倒逼纪委介入调查，通报后续调查结果。就前者来说，鱼龙混杂的信息一方面可能会造成舆论场失序，引发多重危机，另一方面，这种口头责备究竟能起到多大效果具有偶然性，可能会过重也可能会过轻，最终消解舆论监督的公信力。

拥有决策权、执法权的组织和个人在国家制度和权力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较其他公职人员手握更大的权力，能够借助自身所处职位主导或左右规则的制定，滥用权力会产生更大的破坏性与不良影响。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于其能够真正促成问题解决，收获监督效果，倘若只是揭露问题，没有处理结果，这种断头监督是无法取信于民的。

但是，倘若将重点只放在或只敢放在一般基层工作人员身上，这样的舆论监督显然是抓小放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这对于找寻本土制度资源供给，以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作为连接点，激活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功能，提升舆论监督的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环的差错都会导致舆论监督付之东流。然而，现有研究对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这一论断的理解仍然停留于表面，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展开。

实际上，单个人对事物或问题的看法很难最终形成监督意见，舆论监督也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意见都转化为监督力量。江泽民同样多次强调引导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

如上文所述，我们已经为舆论监督找到纪检监察这一连接点，而这一连接点在赋予其权威性转化的同时，能否为其提供制度性供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二，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在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公共论坛）设廉政监督员，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利用网络大数据分析，主动收集、整合相关的举报信息与线索，及时跟进相关案件，化倒逼为主动介入。

在新时代，舆论监督更是上升到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前舆论监督阶段，我们应拓宽、深化信息公开的内容，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强主要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情况公开、重大决策事项公开等，及时、有效地更新信息，探索最便利的检索方式，建成高效互动机制，提升信息公开的质效。